对于人性恶，德治犹如对牛弹琴，不能施其技。

（一）1982年宪法修正时的制度环境1982年宪法修正的背景与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不同。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市场经济条款入宪有关。

[[4]]另一种观点认为此处的公共财产是指国家所有的财产和集体所有的财产。但是，如果考察1982年宪法修改时的制度环境以及修宪者的原意、规范结构和规范目的，那么就可以得出1982年宪法上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规范内涵事实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结论，即不再重点关注静态意义上的所有权归属，而是转向了关注如何利用和使用财产。[[9]] 参见戴学正等编：《中外宪法选编》（上册），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但是，修宪者删除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条款中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这实际上可以看作修宪者对1978宪法上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规范内涵的拒斥，也即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应当单纯从公有制的角度界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和集体是自由人的联合并在这种联合中实现真正的自由。

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公共财产制度重心的转变，需要重新审视既有的公共财产理论。杨子强：论人大监督司法的功能结构与模式兼容,《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5期，第22页。

虽然《宪法》第58条、《立法法》第1条都涉及立法词汇，但法律不仅没有进一步定义，学界也极少对这些条款进行解释学分析。[58]然而，这一问题与本文所讨论的并不是一回事。[74]现行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机制，参见朱学磊：论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的体系化,《当代法学》2020年第6期，第38-46页。不过，基于上述两种迥异的性质，现实立法往往会呈现一定程度上的交错，根据这种交错可以将所有的法律规范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立法类型Ⅰ、Ⅱ、Ⅲ与Ⅳ。

第三，在比较法研究基础上，从规范与事实入手对我国立法是否应当抽象的问题作出回答，以期对学界与立法实务界提供一定参考。也就是说，例如我们如今熟悉的授予某人营业许可这样的行政行为在当时反而普遍以立法的形式发布。

 注释:[1]例如，参见杨解君：《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62]换句话说，在我国讨论行政机关可以拥有哪些自主权限是可行的，但是讨论行政机关的哪些权限立法机关不可以干涉是没有依据的。[18]人大决定权详细归类分析，参见孙莹：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双重属性,《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2期，第25-38页。[64]相同观点，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04页。

[35]施密特利用法的抽象性来限制立法权的思想对德国学界来说不可不谓新颖，不过在当时也只是一家之言。[19]1.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说立法应当抽象的思想始于启蒙运动时期，最先追溯至孟德斯鸠，并且在卢梭那里得到了极其鲜明和具体的表述。一方面，如果是对象范围不特定（涉及对象成千上万）的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那么尚且可以基于选举与代表制度予以正当化。[31]例如，迈耶提倡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主张一切抽象规范制定权收归议会从而否定自主行政立法，但是迈耶却没有主张议会不可以制定具体规范，相反还予以承认——如《没收汉诺威国王财产法》。

[34]可以明显看到施米特主张立法应当抽象的理由与上述法国学者观点的异同。第二，事项范围的不特定。

英美国家基于普通法上的法治理念就并没有这样的说法。[65]例如，参见姜明安：论行政裁量权及其法律规制,《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53-56页。

（一）抽象的三种解释模式对抽象与具体之分较为熟悉的应当是行政法学界，而法理学界却似乎更频繁使用普遍或一般来指代法规范的这种基本性质。[14]从本文的视角来看，针对尚未完结权利义务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大部分行政行为的确都具备这一效果——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所涉对象的权利义务。[48]该案中，《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是明显针对特定个人完结其权利义务的私人法案，因而存在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如果第889条属于对华为公司过去行为进行处罚的制裁措施，那么即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第3项（立法篡夺司法）。那么，抽象与普遍、一般是何关系？第一种解释模式是行政法学传统教科书的定义，用抽象行政行为一词指代行政立法与其他规范性文件。[73]现实中，如果以立法的形式直接侵害了某一公民的权利义务，现阶段法制体系下唯一可行的救济渠道是该公民向有权机关提起审查建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9条等）。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在议会制定法中，实际很少存在普遍、抽象的一般法案，反而是针对特定人、特定事件的私人法案占了主流。

因此，这是部分性地确立了法的抽象性原则。[60]参见黄宇骁，见前注[6]，第57页。

事实上，三者不加以区分是学界的多数态度，一些行政法学论著也使用普遍而不是抽象来形容规范性文件的特征。因此，依据是否单靠立法本身就能够完结权利义务这一标准可以对抽象和具体进行第二层含义的解读：如果立法公布后必须依靠其他国家行为才能彻底完结权利义务，则可以称之为抽象。

[43]田中英夫，见前注[39]，第127页以下参照。第一，随着议会对各行各业统一制定法律规则的增多，立法空白领域越来越少，具体法的适用空间自然而然随之减少。

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说：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及其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人以及个别行为。因此，从行政裁量的控制角度来说，立法应当抽象反倒是应当反对的命题了。[19]（日）山本浩三：一般規範としての法律概念，同志社法学27巻3号（1975年）307页以下参照。这种类型的法律可谓是真正意义上具备了教科书中所称法的抽象性或普遍性。

[25]相同论述，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66]参见姜明安，见前注[9]，第77-79页。

第三，时限范围的不特定。[49]换句话说，成为问题的并非立法是否应当抽象，而是司法独立原则。

况且，即便通过后续行为（义务违反制裁行为）中介提起诉讼，法院也无法对规章及以上的法规范进行附带审查，实际并没有多大意义。那地方人大立法又如何呢？从直接逻辑上讲，既然地方法院对地方权力机关负责，那么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作出不超越审级的个案审判似乎并没有什么宪法问题。

参见金梦：立法性决定的界定与效力,《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第153页。进入专题： 立法 抽象规范 法的一般性 行政保留 普遍约束力 。学说普遍认为第一种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类型显著违反《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1款，第三种类型并不违反该条款，而第二种类型应当分类讨论。[52]参见同上注，第245页。

那么法院的审判权可以对抗法律（狭义）吗？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7]例如，参见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22]山本浩三，见前注[19]，第312页参照。冯健鹏：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程序保障——一种宪法解释的可能性,《浙江学刊》2013年第6期，第169-176页。

[53]当然，上述针对特定群体（阶层）的立法并非是指名道姓的，仍然可以形式上归类为抽象法，但这也仅是形式而已。再次，英国制定私人法案的传统也被美国所继承。